中国古代农业害虫防治史

图1 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

中国对农业害虫的防治,有文字纪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。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,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,昆虫开始被人们所认识,在殷墟甲骨文中,就有“蚕”、“蝉”等字。

西周时期(约前11世纪~前771年)人们开始根据害虫为害农作物的部位,对农业害虫进行初步分类,食心的虫称为螟,食叶的虫称为螣,食根的虫称为蟊,食节的虫称为贼。其名称在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中有明确的记载:“去其螟螣,及其蟊贼,无害我田穉”(图1)。这也是中国对农业害虫分类的开端。防治害虫的技术还比较简单,除用手捕杀外,还有“秉畀炎火”,用火烧杀。在《周礼》中还记载有用嘉草除蛊,莽草熏蠹,焚石除水虫等治虫方法。这些方法,都着眼于事后的“治”,而不是事先的“防”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技术逐渐形成。治虫,作为农业生产技术重要的一环,已受到人们的重视。《吕氏春秋·不屈》说:“蝗螟,农夫得而杀之,奚故?为其害稼也。”《管子·度地》篇更将水、旱、风雾雹霜、厉、虫并列为“五害”,指出“善为国者”,“必先除其五害,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”。治虫被提到治国要务的高度。虫害这时开始有了具体的记载,《春秋》一书中就记有螟害3次,蝗害8次。最早一次螟害记载是鲁隐公五年(公元前718年)秋九月,最早一次蝗害记载是桓公五年(公元前707年)。这是中国有关虫害成灾的最早文字记载,螟害和蝗害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虫害。(见彩图9、10)

把耕作栽培技术和害虫防治结合起来,是战国时代治虫上的一大创造,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说:“五耕五耨,必审以尽。其深殖之度,阴土必得”,这样,就能取得“大草不生,又无螟蜮”,既能消灭杂草,又能防治虫害的效果。该书《审时》篇还认为,在栽培上如采用适时种植,就能使大麻“不蝗”,大豆“不虫”,麦“不蚼蛆”,避免虫害,反映了中国的治虫技术,已从“治”向“防”的方向发展。

汉代,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十分盛行,虫害被说成是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,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”的一种天意儆戒人事的现象,从而影响到对虫害发生原因的认识和对虫害进行有效地防治。东汉时王充驳斥了这种迷信观点,他在《论衡·商虫》篇中指出,虫害发生同温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,“虫以温湿生也”,“谷干燥者,虫不生;温湿,虫生不禁”,这种从环境条件来考虑和认识虫害发生的原因,在虫害防治史上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。

对害虫的防治,汉代已从农作物扩大到桑树,从大田发展到仓库、为文献记录下来的害虫,除螟、蝗而外,还有白鱼、虸蚄、蝎等,虸蚄即粘虫,蝎即桑天牛。防治的方法也有进步,创造了“堑道作坎、榜驱内于堑坎”的掘沟捕蝗法,用曝晒和放干艾防虫的藏种法,用马粪或附子汁渍种的播前种子处理法,这也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用药物防治农业害虫之始。

晋代,中国出现了生物防治技术。这种技术首先使用于南方的柑橘园中,即利用一种大于常蚁的赤黄色蚁类(即黄猄蚁)防治柑橘园中的害虫,《南方草木状》(嵇含撰,304年问世)一书记载说南方柑树,若无此蚁,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,无复一完者矣。”人类利用生物防治虫害,以这一记载为最早。

北魏时期的重要农书《齐民要术》记载,当时的治虫技术有劁麦法藏麦种,用牛羊骨诱杀瓜类蚁类,选用抗虫品种,用水沤、火煏的措施防木材生虫等,防治技术有明显地发展。

唐开元四年(716年),山东发生大蝗灾,朝廷命官均视蝗为天灾,主张“修德”治蝗,反对“制以人事”。唐玄宗李隆基犹疑不决,宰相姚崇,挺身而出,力主捕蝗,表示“若救人杀虫,因缘致祸,崇请独受义,不仰关”,并进一步表示“若除不得,臣在身官爵,并请削除”,态度坚决,终于动员灾区官民扑灭了这次蝗灾,仅汴州一地,就捕得蝗虫十四万石。这次捕蝗的胜利,宣告了天人感应思想在虫害防治上的破产,对提高人们虫害应治,虫害可治的认识,有着重大的意义。姚崇在倡导这次捕蝗中,根据“蝗既解飞,夜必赴火”的生活习性,又创造了“夜中设火、火边掘坑,且焚且瘗”的开沟诱杀捕蝗法,为迅速扑灭大片蝗害创造了条件,这是中国古代治蝗史上光辉的史迹之一。

保护害虫天敌,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,《新五代史》中已有隐帝乾祐年间(948~950年)因鹆能食蝗,下令禁捕鹆的记载。

蝗虫是中国古代为害最烈的害虫,治蝗一直是历代治虫工作的重点。宋代,中国开始制订治蝗法,宋神宗熙宁八年(1075年)八月颁布的熙宁诏书(图2),宋孝宗淳熙时(1174~1189年)颁布的淳熙敕,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颁布的两个治蝗法规。这两个法规,分别对治蝗的要求和奖励办法作了具体规定,后者还规定了惩罚办法,从而将治虫工作用法的形式规定下来。南宋董煟的《救荒活民书》收录有“捕蝗法”七条,对于如何组织捕蝗以及灭蝗的技术,都有具体的说明,表明到宋代,中国在治蝗工作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对于蔬菜、花卉害虫的防治,这时已相当重视,油剂、硫磺、石灰等,这时也已用于治虫。

中国种桑养蚕的历史悠久,元代对桑树害虫已总结出一套防治方法,据《农桑辑要》引《农桑要旨》说,当时发现的桑树害虫有蠦蛛、步屈、麻虫、桑狗等,其防治方法为“当生发时,必须于桑根周围封土作堆,或用苏子油于桑根周围涂扫,振打既下,令不得复上,即蹉扑之,或张布幅,下承以筛之”。

明清时期是中国精耕细作技术深入发展时期,与此相适应的,中国古代的治虫技术也获得全面发展。在农业防治上,大田生产开始采用清除杂草防虫法。明代《沈氏农书》说:“一切损苗之虫,生子每在脚塍地滩之内,冬间铲削草根,另添新土,亦杀虫护苗之一法。”徐光启提出了消灭蝗虫滋生地以根治蝗灾的设想,他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:“涸泽者,蝗之原本也,欲除蝗,图之此其地矣。”同时,还出现了轮作换茬防虫法,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:“凡高仰田,可棉可稻者,种棉二年,翻稻一年,即草根溃烂,土气肥厚,虫螟不生”。在药物防治上,发明了砒霜除虫,明代《天工开物》中说,“陕洛之间,忧虫蚀者,或以砒霜拌种子。”清代又发展成毒谷法,在蒲松龄撰的《农桑经》中说:“地多虫,宜将信捣细碎入谷,煮至裂,加信再煮,水尽晒干。”信,又叫信石,即砒霜,系亚砷酸酐的不纯物,这是世界上使用砒霜除虫的最早文献记载。同时,还创造了烟茎除螟。《漳州府志》卷四十五:“漳地田禾秀实时,多小白蝶为害,故农人多豫蓄烟草梗以防其患,截而团之,按科斜插稻根下,蝶不敢近。”在生物防治上,又创造了养鸭治虫技术,明代陈经纶在《治蝗笔记》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发明用家鸭防治稻田蝗蝻的经验。此外,还创造了一些治虫的器械,如专治稻苞虫的虫梳、专治粘虫的滑车(图3)等。可以说,中国传统的治虫技术,至明清时代已较为完善。

治虫专著的出现,是这一时期的重大特点。刊行的专著有陈芳生《捕蝗考》(1685年),俞森《捕蝗集要》(1690年),王勋《扑蝻历效》(1732年),彭寿山《留云阁捕蝗记》(1836年),陈仅《捕蝗汇编》(约1836年),胡芳秋《遇蝗便览》(1853年),佚人《捕蝗要诀》(约1856年)、《治蝗入要》(约1856年),顾彦《治蝗全法》(1857年),李惺甫《捕除蝗蝻要法三种》(1857年),陈崇砥《治蝗书》(1874年)等。这些专著都以治蝗捕蝗内容,反映了中国古代蝗虫的严重和治蝗经验的丰富。

中国古代的治虫经验相当丰富,不少技术措施还具有简便、经济,无公害等特点,但总的来说,还处于经验阶段,至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以后,中国的治虫工作始有新的发展。

图2 《救荒活民书》(董煟著)中关于《熙宁诏书》的记载

图3 捕粘虫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