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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农业害虫防治史

图1 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

中国对农业害虫的防治，有文字纪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。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，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，昆虫开始被人们所认识，在殷墟甲骨文中，就有“蚕”、“蝉”等字。

西周时期（约前11世纪～前771年）人们开始根据害虫为害农作物的部位，对农业害虫进行初步分类，食心的虫称为螟，食叶的虫称为螣，食根的虫称为蟊，食节的虫称为贼。其名称在《诗经·小雅·大田》中有明确的记载：“去其螟螣，及其蟊贼，无害我田穉”（图1）。这也是中国对农业害虫分类的开端。防治害虫的技术还比较简单，除用手捕杀外，还有“秉畀炎火”，用火烧杀。在《周礼》中还记载有用嘉草除蛊，莽草熏蠹，焚石除水虫等治虫方法。这些方法，都着眼于事后的“治”，而不是事先的“防”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技术逐渐形成。治虫，作为农业生产技术重要的一环，已受到人们的重视。《吕氏春秋·不屈》说：“蝗螟，农夫得而杀之，奚故？为其害稼也。”《管子·度地》篇更将水、旱、风雾雹霜、厉、虫并列为“五害”，指出“善为国者”，“必先除其五害，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”。治虫被提到治国要务的高度。虫害这时开始有了具体的记载，《春秋》一书中就记有螟害3次，蝗害8次。最早一次螟害记载是鲁隐公五年（公元前718年）秋九月，最早一次蝗害记载是桓公五年（公元前707年）。这是中国有关虫害成灾的最早文字记载，螟害和蝗害则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虫害。（见彩图9、10）

把耕作栽培技术和害虫防治结合起来，是战国时代治虫上的一大创造，《吕氏春秋·任地》说：“五耕五耨，必审以尽。其深殖之度，阴土必得”，这样，就能取得“大草不生，又无螟蜮”，既能消灭杂草，又能防治虫害的效果。该书《审时》篇还认为，在栽培上如采用适时种植，就能使大麻“不蝗”，大豆“不虫”，麦“不蚼蛆”，避免虫害，反映了中国的治虫技术，已从“治”向“防”的方向发展。

汉代，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十分盛行，虫害被说成是“国家将有失道之败，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”的一种天意儆戒人事的现象，从而影响到对虫害发生原因的认识和对虫害进行有效地防治。东汉时王充驳斥了这种迷信观点，他在《论衡·商虫》篇中指出，虫害发生同温湿度等环境条件有密切关系，“虫以温湿生也”，“谷干燥者，虫不生；温湿，虫生不禁”，这种从环境条件来考虑和认识虫害发生的原因，在虫害防治史上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。

对害虫的防治，汉代已从农作物扩大到桑树，从大田发展到仓库、为文献记录下来的害虫，除螟、蝗而外，还有白鱼、虸蚄、蝎等，虸蚄即粘虫，蝎即桑天牛。防治的方法也有进步，创造了“堑道作坎、榜驱内于堑坎”的掘沟捕蝗法，用曝晒和放干艾防虫的藏种法，用马粪或附子汁渍种的播前种子处理法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用药物防治农业害虫之始。

晋代，中国出现了生物防治技术。这种技术首先使用于南方的柑橘园中，即利用一种大于常蚁的赤黄色蚁类（即黄猄蚁）防治柑橘园中的害虫，《南方草木状》（嵇含撰，304年问世）一书记载说南方柑树，若无此蚁，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，无复一完者矣。”人类利用生物防治虫害，以这一记载为最早。

北魏时期的重要农书《齐民要术》记载，当时的治虫技术有劁麦法藏麦种，用牛羊骨诱杀瓜类蚁类，选用抗虫品种，用水沤、火煏的措施防木材生虫等，防治技术有明显地发展。

唐开元四年（716年），山东发生大蝗灾，朝廷命官均视蝗为天灾，主张“修德”治蝗，反对“制以人事”。唐玄宗李隆基犹疑不决，宰相姚崇，挺身而出，力主捕蝗，表示“若救人杀虫，因缘致祸，崇请独受义，不仰关”，并进一步表示“若除不得，臣在身官爵，并请削除”，态度坚决，终于动员灾区官民扑灭了这次蝗灾，仅汴州一地，就捕得蝗虫十四万石。这次捕蝗的胜利，宣告了天人感应思想在虫害防治上的破产，对提高人们虫害应治，虫害可治的认识，有着重大的意义。姚崇在倡导这次捕蝗中，根据“蝗既解飞，夜必赴火”的生活习性，又创造了“夜中设火、火边掘坑，且焚且瘗”的开沟诱杀捕蝗法，为迅速扑灭大片蝗害创造了条件，这是中国古代治蝗史上光辉的史迹之一。

保护害虫天敌，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，《新五代史》中已有隐帝乾祐年间（948～950年）因鹆能食蝗，下令禁捕鹆的记载。

蝗虫是中国古代为害最烈的害虫，治蝗一直是历代治虫工作的重点。宋代，中国开始制订治蝗法，宋神宗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八月颁布的熙宁诏书（图2），宋孝宗淳熙时（1174～1189年）颁布的淳熙敕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颁布的两个治蝗法规。这两个法规，分别对治蝗的要求和奖励办法作了具体规定，后者还规定了惩罚办法，从而将治虫工作用法的形式规定下来。南宋董煟的《救荒活民书》收录有“捕蝗法”七条，对于如何组织捕蝗以及灭蝗的技术，都有具体的说明，表明到宋代，中国在治蝗工作上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对于蔬菜、花卉害虫的防治，这时已相当重视，油剂、硫磺、石灰等，这时也已用于治虫。

中国种桑养蚕的历史悠久，元代对桑树害虫已总结出一套防治方法，据《农桑辑要》引《农桑要旨》说，当时发现的桑树害虫有蠦蛛、步屈、麻虫、桑狗等，其防治方法为“当生发时，必须于桑根周围封土作堆，或用苏子油于桑根周围涂扫，振打既下，令不得复上，即蹉扑之，或张布幅，下承以筛之”。

明清时期是中国精耕细作技术深入发展时期，与此相适应的，中国古代的治虫技术也获得全面发展。在农业防治上，大田生产开始采用清除杂草防虫法。明代《沈氏农书》说：“一切损苗之虫，生子每在脚塍地滩之内，冬间铲削草根，另添新土，亦杀虫护苗之一法。”徐光启提出了消灭蝗虫滋生地以根治蝗灾的设想，他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：“涸泽者，蝗之原本也，欲除蝗，图之此其地矣。”同时，还出现了轮作换茬防虫法，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：“凡高仰田，可棉可稻者，种棉二年，翻稻一年，即草根溃烂，土气肥厚，虫螟不生”。在药物防治上，发明了砒霜除虫，明代《天工开物》中说，“陕洛之间，忧虫蚀者，或以砒霜拌种子。”清代又发展成毒谷法，在蒲松龄撰的《农桑经》中说：“地多虫，宜将信捣细碎入谷，煮至裂，加信再煮，水尽晒干。”信，又叫信石，即砒霜，系亚砷酸酐的不纯物，这是世界上使用砒霜除虫的最早文献记载。同时，还创造了烟茎除螟。《漳州府志》卷四十五：“漳地田禾秀实时，多小白蝶为害，故农人多豫蓄烟草梗以防其患，截而团之，按科斜插稻根下，蝶不敢近。”在生物防治上，又创造了养鸭治虫技术，明代陈经纶在《治蝗笔记》中详细地记载了他发明用家鸭防治稻田蝗蝻的经验。此外，还创造了一些治虫的器械，如专治稻苞虫的虫梳、专治粘虫的滑车（图3）等。可以说，中国传统的治虫技术，至明清时代已较为完善。

治虫专著的出现，是这一时期的重大特点。刊行的专著有陈芳生《捕蝗考》（1685年），俞森《捕蝗集要》（1690年），王勋《扑蝻历效》（1732年），彭寿山《留云阁捕蝗记》（1836年），陈仅《捕蝗汇编》（约1836年），胡芳秋《遇蝗便览》（1853年），佚人《捕蝗要诀》（约1856年）、《治蝗入要》（约1856年），顾彦《治蝗全法》（1857年），李惺甫《捕除蝗蝻要法三种》（1857年），陈崇砥《治蝗书》（1874年）等。这些专著都以治蝗捕蝗内容，反映了中国古代蝗虫的严重和治蝗经验的丰富。

中国古代的治虫经验相当丰富，不少技术措施还具有简便、经济，无公害等特点，但总的来说，还处于经验阶段，至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以后，中国的治虫工作始有新的发展。